乾嘉道三朝名臣吴熊光在其自述《伊江笔录》中,回忆了一段在乾隆时期的辛酸仕途经历,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乾隆三十九年,吴熊光因为出色的才干,受到了提拔,升为正六品内阁侍读。之后,他被任命为刑部郎中。吴熊光在刑部的工作表现相当出色,不仅处理了大量复杂的案件,还提出了不少有效的改革意见。在一次京察中,他凭借着卓越的能力,成功地被记名推荐保送至都察院,担任御史一职,这一职位属于正五品,地位显赫。
当时的刑部尚书是大学士阿桂,阿桂对吴熊光非常赏识,原本准备将他由御史改为小京堂,也就是各寺院的高级职务,这样的安排意味着吴熊光能够升迁。但这一职位变动需要得到吏部的批准,而阿桂作为首席军机大臣,自然得到了吏部的支持。然而,吴熊光却因为与当时吏部尚书和珅的关系不好,出于不愿欠和珅的人情,选择拒绝了这一机会,决心留在御史的位置上。
没想到的是,这一决定让吴熊光的仕途陷入了停滞。他原本期望通过担任御史继续进阶,结果在这个位置上待了十多年,直到乾隆晚年才升为四品小京堂。这一升迁,虽然让他升了一级,但却白白耽误了十余年的时间,错过了许多升迁的机会,正如古人所说,“机不可失,时不再来”。
展开剩余71%通过这一段经历,我们可以窥见清代御史这个职位的特殊性与尴尬处境。清代都察院的御史,尽管名义上权力不小,但实际上升迁困难重重。
首先,了解一下都察院御史的职责与结构。都察院,作为除六部外的重要机构,下设有六科、十五道、五城督院、宗室御史处及稽察内务府御史等多个单位。这里重点介绍的是十五道御史,它们是按省份划分的。每个道的监察御史都有满汉各一位,京畿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、湖广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等八道的配置较为常见,而江南道则有三名满汉御史,山东道有两名。这些御史不仅负责本省的监察事务,还需要巡视各个京官衙门的运作。
御史的主要职责之一,就是对政府各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,包括内阁、各部、甚至是皇帝的行为。由于御史的工作内容极为敏感且有可能涉及权力斗争,因此这个职位往往充满了挑战,成为许多有志之士心仪却又不敢轻易接受的岗位。
然而,御史这一职位在清代的仕途中却并不如表面上那么光鲜。与明代不同,清代的御史大多数并非新科进士或地方知县出身,而是从翰林院、内阁、六部等部门晋升而来。对于那些原本来自文官系统的翰林而言,升迁至御史往往被视为“奇耻大辱”,因为这一职务被认为是仕途的瓶颈,难以带来更多的晋升机会。
更为关键的是,御史一旦担任了这个位置,就很难再有显著的升迁,通常情况下,除非能通过特殊的途径调动,否则都会在这个职位上停留多年。很多御史的升迁往往只是平行调动,最常见的情况是转任六部郎中等职位,但这也意味着他们的仕途发展将会面临很大的瓶颈。
实际上,清代的御史,尤其是那些通过科举进入翰林院的学者,往往在经历了多次调整和流动后,最终的出路也并不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。晚清时期的何德刚在《春明梦录》中提到,御史一旦上任,就有可能在这一职位上待上二三十年,最终也未必能晋升到更高的职位。正如阿桂当初建议将吴熊光的御史职务注销,意味着他在仕途上将面临困境——即便是名义上升了职,也很难再有更大的突破。
由此可见,吴熊光的仕途遭遇,不仅是个人选择的结果,也反映了清代官场中,尤其是都察院御史这一职务的尴尬与局限。在清代,尽管御史的职责在名义上较为显赫,但实际上,它却往往成为了官员们仕途中的“死胡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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